沪市老宅在城南，一栋一九八五年的筒子楼，陈既白大学毕业后就没再回来过，房子空了快二十年。
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，和奥米当年住过的城中村，像是同一个世界留下的两块化石。陈既白在积灰的杂物间里，拖出一只木箱，箱子上贴着褪色的封条：陈树声遗物。
“不敢开。”他蹲在箱子前，手悬在封条上，“我试过好几次。每次都觉得，打开它，我就又变回那个十七岁的、没爹的孩子了。”
“现在不一样了。”奥米蹲在他旁边，“现在你有师弟了。”
豆豆本来也要来，被奥米按在了家里——有些门，大人先进。她把这句话说完，自己先撕开了封条。
箱子里是整整齐齐的旧世界：父亲的工装，一副手套，一个搪瓷缸，一摞汽车杂志，杂志下面，是教材。初中数学，初中物理，每一本都用牛皮纸包了书皮，书脊上，是父亲工整的钢笔字：既白。
陈既白的手抖得厉害。
奥米一本一本地翻。数学书的扉页里夹着粮票，物理书的插图页里夹着旧电影票，翻到第五本，一本《中学化学》，沉甸甸的，不对。
她翻开，在“溶液”那一章，书页被挖出了一个方方正正的洞，洞里，躺着一个防水袋。防水袋里，是一盘微型磁带，和一张折叠的纸条。
纸条上是父亲的字，比课本上的工整潦草了许多，像是赶时间写的：
“既白：带子分A、B两面。A面，是沈老师一九九八年四月留下的最后一课，讲给孩子听的版本，你从小听到大的就是它。B面，是她讲给大人的版本，一直没敢播。爸没听过，爸不敢听。你长大了，替爸听完它，然后替爸，把它还给该听的人。”
陈既白捧着那盘磁带，跪坐在二十年的灰尘里，放声大哭。
奥米没有劝他。她走到楼道里，点了一支烟——她戒了十年的烟——望着窗外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，一根接一根地想：一九九八年四月，母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录了两盘课。一盘讲给孩子，放了出来，养大了训练站三代人。一盘讲给大人，藏了二十七年，沉过江，藏过教材，如今躺在她手里。
给大人讲的最后一课，会是什么？
这个问题，半小时后有了答案。陈既白哭完了，用家里的老录音机，郑重地把磁带放了进去。A面是熟悉的旋律，母亲的声音温柔如水，那句“真话是一个人先说，是灯”，奥米在训练站听了几千遍。
A面走完，磁带咔哒一声，翻到B面。
沙沙声之后，母亲的声音变了。不再温柔，不再从容，疲惫、急促，像一个人在堤坝决口前，抢时间往下游喊话：
“听这盘带的，都是大人了，那我说大人话。”
“第一，围猎敬亭实业的那只手，不是裘家。裘家只是手套。真正的手，在港岛，姓什么我没能查出来，只知道他们做事的规矩：不碰钱，不碰货，只碰人。他们买通一个人，只用一样东西——这个人自己犯过的错。记住，围猎者不怕你清白，怕你清白得晚。你越早犯过错，越晚收手，就越早是他们的猎物。”
“第二，我时间不多了。我的身体我知道，不是病，是有人不想让我再说了。我死之后，他们会对付敬亭，对付奥敬亭，对付我的米米。我改变不了这个结局，我只能改一件小事——我把课都录下来，录给孩子听的。孩子长大要二十年，二十年后，我的米米会长成大人，会有能力听B面。到那天，替我对付他们的，不是我的律师，不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课。被叫停的课，停不了；被杀掉的人，课还活着。这，是我能想到的，一个讲真话的人，最体面的复仇。”
“第三，米米，”录音里的母亲，忽然笑了，笑声里带着哭腔，“如果你听到了这里，说明你真的长大了。妈妈告诉你，对付那只手，别用他们的办法，他们用错养大你爸爸，你就用对养大你自己；他们拆别人的家，你就建一个拆不掉的家；他们杀讲课的人——”
“你就让这堂课，讲到一千零一夜。”
磁带，走到了头。
楼道里，奥米靠着墙，慢慢滑坐在地上。
二十七年前的母亲，在一盘没人听过的磁带里，给女儿留了一整套复仇方案：不是刀，不是钱，是课。
而此刻她才猛然惊觉——她这十年，建训练站，写教案，传灯链，做的一切，竟然分毫不差地，走在了母亲画好的路上。她以为自己在复仇，其实她一直在写作业。
母亲的作业，她交了十年，还没交完。
录音机旁，陈既白忽然开口，声音还哑着：“奥米，B面里那个‘港岛的手’，我查到过。”
奥米猛地抬头。
“潮生成立第三年，我反向追踪过一次围猎我们的资金。”陈既白一字一字地说，“资金链在港岛断了，断在一个家族办公室手里。那个家族办公室的代称，我在交易所的老档案里见过一次——”
“叫什么？”
“‘锦鲤会’。锦鲤的鲤，聚会的会。档案备注：专事‘人员风险解决方案’。”
人员风险解决方案。
说得真好听。奥米在心里翻译了一遍：让人消失的方案。
窗外，一九八五年的老楼外，二零二五年的沪市灯火通明。一场隔了两代人的仗，终于在这一夜，露出了真正的对手。
不是裘家。从来都不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