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灯人的“讲师团”，到这一年，有了一份特殊的名单。
名单上的讲师，年龄从十五岁到九十一岁，职业从院士到囚犯——不，前囚犯。这份名单，被打印出来，贴在每一个教学点的墙上，标题是：
《本课程的讲师构成》。
名单的最后，有一段统一的说明，是豆豆定的：
“本课程不设‘大师’。以上所有人，互为讲师，互为学员。今天你教我，明天我教你。”
“名单上不写职称。因为在这门课里，唯一的职称是——还在学。”
名单里，有几个名字，值得说说。
最年长的一位，九十一岁，是当年青禾训练营的学员——九六年听过母亲最后一期的课。他如今，在养老院里，给同龄的老人，讲“防以房养老骗局”。他的课，一句废话没有，全是血泪史：“我同学，房子没了，住进来的时候哭。我讲课，就为了，少几个人哭。”
最年轻的一位，就是豆子，十五岁。
中间，最传奇的一位，是马军的徒弟——一个从夜市夜校走出的烧烤摊主，如今拥有七家连锁烧烤店。他开的课，叫《烧烤摊的经济学》：翻台率就是周转率，腌料的配比就是成本控制，老主顾就是复购率。
“别小看我的课。”他说，“巴菲特看不懂我的翻台率，但我知道，我讲台下的学员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将来都开得起自己的摊子。巴菲特能吗？”
这份讲师团名单，后来被一位教育学者看到，写了一篇长文，文章的结论，被广为引用：
“真正的教育平权，不是让所有人上同一所名校，而是让每一个人，都能站在自己人生的讲台上。”
“十五岁的孩子，可以教记账；九十岁的老人，可以教防骗；烧烤摊主，可以教经济学——只要他们讲的，是自己的真账。”
“当‘讲师’这个词，不再是学位授予的，而是生命授予的——教育，才算真正，回到了人间。”
而讲师团的年会，每年办一次。年会的保留节目，是“年龄差最大的结对仪式”——每年，把最年长和最年轻的两位讲师，结成对子，互相听课，互相评课。
今年的结对，是九十一岁的老人，和十五岁的豆子。
结对那天，老人拉着豆子的手，说：“孩子，我教你最后一课。”
“您讲。”
“我九六年听沈老师课的时候，二十出头。我记了笔记，后来丢了。我后悔了一辈子。”老人说，“今天，我七十年后，见到她的第六代孙子，教我课。这门课，绕了一圈，回来了。”
“孩子，记住了——课，不怕丢。丢了，会有人，讲回来。”
“怕的是，没人讲。”
“你今天在讲。这就够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