律师函堆在案头，五千万的索赔，措辞凌厉，条条引用法条，专业得让人挑不出错。
“他们是认真的。”照妖基金的合作律师看完，脸色凝重，“这不是吓唬。他们准备起诉，而且准备了充足的时间——诉讼周期拖两年，就算我们赢，少年班也会被拖死在程序里。这是围猎的老手法：不跟你辩对错，跟你耗时间。”
“律所的现任合伙人，姓林。”程述把资料摊开，“林季常车祸昏迷后，他的外甥接手了事务所。而这位外甥——”
他抬起头。
“去年刚通过介绍，加入了那个法兰克福的闭门会。介绍人，顾云生。”
线，又绕回来了。顾云生已经很久不直接出手了。他的方式，变成了一张网：律所、机构、闭门会、行业会议。他本人干干净净地在法兰克福看歌剧，而他的网络，在每一个角落，替他的田站岗。
“应诉？”杜衡问。
“应诉，但不按他们的节奏。”奥米说，“律师函针对的是《少年错题本》特别篇，指控我们商业诋毁。那我们就把战场，搬到他们最怕的地方——事实核查。”
“他们的指控有一条核心：花明的负债情况，属于个人隐私，我们公开披露，侵权。”奥米笑了，“可花明本人，是自愿出镜、自愿讲述的，授权书、公证书，一样不缺。他们打的不是隐私，是‘机构的脸面’——那就把脸面扒下来给全行业看看。”
豆子基金会的回应，三天后发出。不是律师函回函，而是一份公开质询，发给了那家少儿财商机构：
“贵机构主张《少年错题本》构成商业诋毁。基金会接受一切法律程序。同时，谨请贵机构回答八个问题：一，贵机构讲师的入职背景调查标准是什么？二，花明先生的负债情况，入职时贵机构是否知情？三，贵机构课程中引用的‘少年股神’案例，原型是谁，结局是否经过修改？四，贵机构是否对讲师进行过合规培训？……八，贵机构在收到本函后，是否解雇了花明先生？解雇理由是什么？”
八个问题，附全部证据索引，全文公开。
这份公开质询，后来被法律界称为“奥米式答辩”——不接你的招式，把你的原告席拆了，改造成被告席。
机构的回应，一拖再拖。而舆论不等他们：付费的家长群先炸了，退费潮排山倒海。两周后，那家机构宣布停课整改。一个月后，监管进驻。
律师函的事，不了了之——原告撤诉了。
但奥米知道，这不是胜利，只是回合结束。那张网还在，而且收网的速度，比她想的更快。
撤诉的第二天，豆子基金会收到了第二份文件。
这次不是律师函，是一份邀请函：法兰克福家族办公室峰会，正式邀请奥米出席，议题——“新兴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的治理”。
请柬的落款，峰会的联合主席之一：
顾云生。
“鸿门宴。”杜衡脱口而出。
“不。”奥米盯着请柬，慢慢地说，“是田主，请水流进田。”
“那您去吗？”
“去。”奥米把请柬放进包里，“但他搞错了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水进田，不一定是去浇灌。”奥米望着窗外，“也可能是去——看看田的堤，牢不牢。”
出发前一晚，豆豆帮她收拾行李，忽然问：“妈妈，那个顾爷爷，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
“怎么又想起来问这个？”
“我看了你桌上的资料。”孩子认真地说，“我发现一个规律。坏人做的每件事，你都能讲出他的道理。好人做的每件事，他也都能讲出道理。那我长大了，怎么分？”
奥米想了想，说了答案：
“看一件事就够了——他讲完道理之后，问没问过别人的意思。”
“坏人讲道理，是告诉你，你该听他的。好人讲道理，是告诉你，你可以不听他的，但你得想清楚。”
“你外婆的课，从来没有说过‘必须照做’。她每一课的结尾都是——我讲到这儿，剩下的路，你们自己走。”
“所以判断一个人，别听他讲什么。听他把道理讲完以后，允许你做什么。”
豆豆在本子上，把这句话记了下来。
第二天，浦东机场，奥米登机前，收到一条来自法兰克福的信息，陌生号码：
“欢迎来田里。提醒一句：会场第三排，有个你认识的人。”
奥米皱眉：“谁？”
“你见了就知道。另外，替我向他问好——二十年了，他欠我一个道歉。”
落款，不是顾云生。
是一个让奥米血液几乎凝固的名字：
林季常。
昏迷了两年的林季常，醒了。
而他点名要奥米带话的人，就坐在法兰克福会场的第三排。
那个人是谁——登机口关闭前的最后一刻，奥米还不知道。
但她心里，已经有了一个不敢确认的猜测。
程述不能随行——他的签证出了问题，被拒签了。原因是：二十年前，他报道的一桩旧案，在欧盟的边境系统里，留了一个“待核查”的记录。
那个旧案的采访对象，姓林。
程述在电话里苦笑：“米米，看来法兰克福，不止请我一人赴宴。有人想把我们俩，各安排各的位置。”
“那你更不能去了。”
“对，我去不了。”程述的声音沉下来，“所以我把所有材料都给你。记住，到了那边，你谁都不能全信——包括第三排那个人。”
“包括，”他顿了顿，“如果那个人，姓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