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给你打工。”
这五个字，从顾云生嘴里说出来，休息厅里安静得能听见咖啡凉掉的声音。
奥米没有立刻回答。她看着眼前这个老人——三十年前输给母亲的辩手，二十年前“做田”的人，三个月前还在法兰克福用围猎报告拦截她订单的对手。现在，他坐在她对面，说，我给你打工。
“顾先生，”奥米缓缓开口，“您今年七十一了。”
“七十一，耳朵还没背。”
“我的意思是——您这个年纪，这个身价，这句话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敢信。”奥米看着他，“所以我更不敢信。我不是怀疑您的诚意，我是怀疑您诚意的寿命。一个人的转变，如果在输掉三十年之后，对手最风光的时候发生——这不叫转变，这叫止损。”
顾云生笑了，笑得很真：“你比你母亲狠。她当年拒绝我，还客客气气的。”
“她不是客气，她是心软。”奥米摇头，“我不心软。我问您三个问题，答得好，青禾的模式，我免费教；答不好，您今天这句话，就当没说过。”
“问。”
“第一，青禾银行的核心不是技术，是数据——四万七千家企业的真实交易数据。这套风控底座，教给您，就等于把中国建材行业的账本，交给欧洲的家族办公室。我的问题：您要这套模式，打算服务谁？”
顾云生没有立刻答。他想了很久，说：“实话说，我最初的计划，是服务我的老客户——那些焊死的上市公司。”
“现在呢？”
“被你问住了。”老人坦然，“现在我改主意了。那些公司不需要金融，它们需要继续睡着。这套模式该服务谁——该服务我年轻的时候，被行业除名时，跪着求过放款、被所有人拒之门外的——当年的我。”
“第二问。”
“第二，模式教给您，您打算收多少钱？”
“免费。”
“天下没有免费的银行。”奥米说，“免费的东西，要么亏死，要么从别处挣回来。青禾的风控模型，如果免费给全世界用，三年后，模型会被反向工程，风控会被套利，最后被改造回割韭菜的工具——我说的对吗，您比我懂。”
顾云生沉默了。
“第三问。”奥米站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目光很静，“顾云生。我母亲一九九八年就看穿了您。她说，您不是坏，您是怕。您怕自由，因为自由会输；您爱秩序，因为秩序永远不输。现在您七十一了，来给我打工——您是真的想做田埂了，还是只是换了身衣服，想做‘田埂’这个格子的主人？”
“如果您答不了，就回去想。想明白了，不用找我——去找豆子基金会。那里的章程里，没有您的名字，也没有我的。只有一件事是真的：课，和愿意讲课的人。”
她说完，转身走了。
走出休息厅，法律顾问追上来，压低声音：“奥总，您拒绝的是全球家族办公室联盟的入场券。这家联盟管理的资产，八万亿美元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您……”
“正因为是八万亿，才不能接。”奥米走进电梯，“八万亿的舞台，上去容易，下来难。今天他递梯子给我，明天这梯子就架在我的田埂上。”
电梯门合拢的瞬间，她的手机震了一下。
顾云生发来一条信息，只有一句话：
“第三问，我想用后半生回答。”
紧接着第二条：
“但第二问，你说得对。免费的东西会变形。所以，我交学费。”
一周后，法兰克福传来消息：顾云生宣布，将个人持有的、价值约四十亿欧元的家族办公室资产，注入一个新成立的公益信托——“田埂信托”，宗旨：在全球新兴市场复制青禾银行模式，三年内，在五个国家建成“青禾式”小微银行。信托的治理，委托给豆子基金会理事会模式的国际版。
消息震动全球金融圈。媒体标题铺天盖地：《做田人拆了田》《顾云生的晚年》《中国模式反向输出》。
而奥米看到新闻，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是警觉。
她拨通陈既白的电话：“既白，四十亿欧元的信托，治理结构委托给我们——你信不信他安分？”
“不信。”陈既白答得干脆，“但我查了他的结构，找不到手脚。这一次，他可能真的是干净的。”
“真正让我担心的不是手脚。”奥米望着窗外，“是时间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他七十一了。一个人转变的诚意，可以用余生证明——可余生，没几年了。田埂信托要三年建成五家银行，他等不到建成那天。他这不是布局，是托孤。”
“托孤？”
“他在用四十亿欧元，给他信不过的自己，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来接班——来当田埂的主人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米董，”陈既白的声音沉下来，“如果我没猜错——他托孤的对象，根本不是您。”
“是豆豆。”
“他这辈子建的田，是给‘听话的强者’准备的。而田埂的主人，按您的逻辑，应该交给‘不听话的孩子’。这世上，他最看得上、也最摸不透的不听话的孩子——”
“就是您儿子。”
奥米握着电话，半天没有说话。
窗外，上海的夜空下，豆豆在隔壁房间睡着，书包里装着第二天的少年班教案。
孩子的教案第一页，抄着外婆那句话：凡是急着教你的东西，先问一句，他急什么。
而四十亿欧元，正从法兰克福的方向，安静地，朝着这个十三岁的孩子的未来，流过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