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单的事，奥米没有公开。
不是不想，是不能。两千零五十九个名字，两千零五十九段不想被提起的往事。公开名单，等于把两千多个家庭二十年间小心掩埋的伤口，一次性撕开给全世界看。那不是正义，是二次围猎。
“只能一对一。”奥米把名单锁进保险柜，对最核心的几个人说，“一个个通知，一个个谈。让每个人自己决定，要不要把绳子解开，怎么解。”
这项工程，后来被内部称为“解绳计划”。
解绳的第一个对象，是名单上排序最老的人：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中学教师。风险条目写着：九八年股灾中挪用公款补仓，填补及时，无案底，但留有经手人。牧场这些年用这条，让他做了三件“小事”——在教师评审中为某人说情，在家长群里转发某篇文章，在一场关键的社区听证上，弃权。
老人听完来意，在自家阳台上坐了很久，说：
“我等这一天，等了二十五年。”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九八年敢挪用那笔款吗？因为我觉得我能还。后来还上了，我就当这事过去了。结果他们找上来的时候，我才知道——脏的不是那笔钱，是我以为自己‘过去了’。”
“姑娘，我配合了三次，每一次配合完，我都觉得自己矮了一截。你说，我现在报警，还来得及吗？我都七十了，我要脸。”
“来得及。”奥米说，“而且不用报警。挪用那笔款，诉讼时效早过了。他们捏着的，根本不是法律的绳，是羞耻的绳。剪断它的方法，不是打官司，是您亲口，把这件事讲给您的学生听。”
“讲给第三代听。”
老人最终同意了。他在退休前带的最后一届学生的聚会上，当众讲了自己九八年的事，讲了三次配合，讲了这些年的羞愧。讲完，他说：
“我教了一辈子书，教你们诚实。今天补交作业。”
台下，五十多岁的学生们，掌声雷动。
而老人讲完之后，给奥米发了一条信息：“绳子，断了。今晚，我睡了二十七年来第一个整觉。谢谢你。替我问候你母亲——她的课，我九八年听过，如今才毕业。”
一个，十个，一百个。
解绳计划缓慢而艰难地推进。有人选择公开，有人选择报案，有人选择只告诉家人。但无一例外，绳子剪断的人，做的第一件事，都是“把它讲出来”。羞耻这个东西，见不得光，更见不得听众。一旦有了听众，它就变成了故事；故事，就再也勒不住人了。
半年，解开了三百一十七根绳。
而牧场的“兑现”进度，肉眼可见地萎缩——他们手里的绳，正一根一根，变成废线。
“釜底抽薪抽不动你，名单，就是他们的存量。”陈既白说，“存量解到一半，牧场对这一代人的控制力，就崩了。他们二十年的库存，正在过期。”
然而，第三百一十八根绳，出了问题。
这一根绳的持有者，是个三十八岁的女人，名校毕业，基金高管，母亲课程九十年代末的学员。风险条目：九九年，大学时代，替当时的男友签过一份文件——那份文件，是某个空壳公司的挂名监事任命。她不知情，但签过字。那个空壳公司，九年后涉案。她的签字，让她在法律边缘悬了二十年。
牧场用这条绳，让她做的事，远比投票和转发严重——她如今所在的基金公司，过去五年，在三场针对青禾体系的资本动作中，投了关键的对立票。她以为是自己的职业判断。每次投完对立票，她的私人账户，会收到一笔“投资分红”，来自一个她从没听说过的有限合伙企业。
她配合了五年。她不是坏——她是被绳子勒着，一步一步，走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往哪走。
解绳的谈话，约了三次，她没敢来。第四次，她自己找上门，进门第一句话是：
“奥总，我先问一个问题——我的女儿，今年九岁，刚上你家的少年班。”
“你们说，要把我讲出来。那我女儿，以后在学校，怎么做人？”
奥米看着她，很久，说了实话：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我只知道另一件事。你配合的每一次，那个有限合伙企业，都在给你女儿的未来，记账。九岁以后是十二岁，十二岁以后是大学。他们的绳，一代一代，就是这么传下去的。”
“你不解开，你女儿接过去的，就不是羞愧——是绳。”
“怎么解，你定。讲不讲，讲给谁听，你定。但只有一条——绳子，必须先在你手里剪断。剪断了，它才传不下去。”
女人哭了两个小时。最后，她问：“如果，我把这五年的分红，全部退回去呢？连同利息。”
“那是一笔能定性的钱吗？”奥米问。
“能。每一笔，我都留着凭证。我这五年，就等着有人问我这个问题。”她从包里拿出一个U盘，“我都准备好了。我等的人，今天才来。”
她讲U盘交出来，走出了门。
两周后，那家基金公司公告：一位高管“因个人原因”离职，同时向监管“主动说明情况”。监管顺藤摸瓜，摸到了那个有限合伙。
绳，断了。而且，这一根断掉的绳，绊倒了牧场的一条腿。
消息传出，解绳计划剩下的两千人里，主动上门的人，开始排起了队。
奥米在解绳日志的第318页，写了一行字：
“名单上，两千零五十九个名字。我们不是在剪绳子。”
“我们在给两代人，拆一颗定时炸弹。”
“炸弹的型号，叫——算了，我们不说那两个字。就叫它，上一辈没做完的功课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