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桃木盒子打开了。
最上面是日记本，下面是相册，最底下，压着一九九八年的台历——红皮塑料壳，印着当年的证券报纸，月份牌黄脆发脆。
奥米的手指翻过一月，二月，三月。
三月十九日，一个红圈。旁注：复诊。
三月二十六日，红圈。旁注：录课，A面，备。
四月的页面，干净得反常。
四月三日：录课，B面。
四月十日：空。
四月十七日，一个日期，下面用母亲的字，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时间：
“下午三点，静安，老地方。”
没有写人名。没有写事由。
“老地方。”奥米盯着这三个字。
谁能和她母亲有“老地方”？
周谨不知道。老编辑不知道——去世五年了。程述跑遍了母亲当年的同事圈，问遍了所有还活着的老人，没有人知道“老地方”是哪里。
答案，是豆豆找到的。
孩子翻母亲的大学纪念册——就是顾云生做主席评委、沈青夺冠的那届辩论赛——在纪念册最后一页的空白处，发现了一行小字，母亲的手笔：
“毕业十年聚，静安寺旁，枣阳路那家茶馆。老地方，老时间，老三样。”
枣阳路。静安。
四月十七日。下午三点。
母亲去世前的第十一天，去了一个茶馆。赴一场毕业十年的约。
而那场约的另一个主角是谁——纪念册同页的合影里，站在母亲身边的，是两张熟脸：顾云生，和温故。
“不对。”奥米摇头，“顾云生说过，他和母亲十年没见面，只在电台节目被叫停时通过信。温故也说，九四年家课后，再没见过导师。”
“那这是谁？”
程述没有说话，把纪念册的合影放大，再放大。
合影里，母亲的另一边，还站着第四个人。一个文静的女生，站在照片边缘，几乎被裁掉了半张脸。
纪念册里，这个女生的名字，写在照片下方：
“林漱。”
林。
奥米的血，一点一点冷了下去。
“周谨，”她的声音很稳，稳得可怕，“帮我查一个人。我母亲大学同学，林漱。”
周谨的回复，三个小时后才来。老人的声音在电话里，前所未有地迟疑：
“小姐，查到了。林漱，您母亲同寝室的同学，九六年移民加拿大。之后二十年，无记录。”
“但是，”周谨顿了顿，“她有一个儿子。”
“儿子随父姓。父姓，林。”
“林漱的丈夫，叫林敬亭。”
奥米握着电话，整个世界的声音都消失了。
林敬亭。
敬亭。
她父亲的名字，奥敬亭。敬亭实业，就是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。
不。不对。林敬亭，不是奥敬亭。
但这两个名字……
周谨的下一句话，证实了那个最疯狂的猜想：
“林漱的丈夫林敬亭，是奥敬亭的堂兄。小姐，您父亲，有一个堂哥。”
“九八年四月十七日，您母亲见的最后一个人，是您堂伯父的妻子，您的堂伯母。”
“而林漱的两个儿子——”
“一个叫林季常。”
“一个叫林季安。”
窗外，深秋的风卷着落叶，拍打窗户。
奥米坐在胡桃木盒子前，坐了整整一夜。
所有的线，在这一夜，全部收拢了。
林季常，林季安——这两个斗了两年的人，这两个“锦鲤会”“牧场”的执行者——
是她家的亲戚。是她堂伯母的儿子。是她应该叫一声堂哥的人。
而他们的母亲林漱，在母亲去世前十一天，见过母亲最后一面。
那杯下午茶里，到底谈了什么？
母亲四月的日历，最后一页的四月二十四日，还有一个记录，是这整本日历里，唯一一个没有红圈、没有旁注、字迹潦草的记录，像是手抖着写下的：
“确定了。是我欠林家的。”
“四月三十日，了结。”
四月三十日——母亲写下那封给顾云生的信的日子。
五月初，母亲去世。
“是我欠林家的。”
奥米盯着这六个字，二十七年所有的谜题，在她脑子里，第一次拼成了一个她不敢看的形状。
她给周谨发了最后一条信息：
“我要见林漱。她还活着吗？”
周谨的回复，天亮才到：
“活着。在加拿大，温哥华。九十八岁，弥留。”
“她说，她等您这句话，等了二十七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