豆豆执掌田埂信托的第三年，信托的资产，从四十亿欧元，做到了一百一十亿。
不是靠投资。是靠“青禾模式”的授权网络——全球一百七十多家青禾式机构，每年的技术授权和服务费，汇成了一条稳定、干净、和资本市场无关的现金流。
华尔街的机构来挖过他。开出的条件，足以让任何金融天才心动：管理千亿基金，年薪九位数，团队随便搭。
豆豆拒绝了。拒绝的理由，他在内部会议上说得坦白：
“他们问我为什么。我说，你们给的钱，是让我替有钱人管钱。我这里的事，是让没有钱的人，第一次摸到钱。”
“两个都是正经事。但我妈说过，人这一辈子，就做一件事。我做过了选择。”
执掌信托的第三年，他给田埂信托，立了三条新规矩。这三条规矩，后来被写进哈佛商学院的案例，案例的名字叫《一位二十五岁掌舵者的反商业条款》：
第一条：信托的投资组合，永久排除任何“围猎属性”的资产——包括但不仅限于：做空基金、高息消费贷、算法荐股、收割型游戏。这一条，写入信托宪章，修改需受益社区全体投票。
第二条：信托员工，不拿奖金。薪酬全行业中等偏上，但永远不和业绩挂钩。“和业绩挂钩的善意，三年后都会变成绩效考核的镰刀。”
第三条：信托每年利润的百分之二十，不用于扩张，用于“关掉我们做得不好的地方”——主动关停服务不到位的网点、退出发育不良的片区。“增长的尽头，是知道在哪里停。”
这三条，董事会里吵了两个月。最终通过的版本，加了一条但书——“以上三条，其有效性，由下一代执行人审查；若时代变化，条款失效，允许推翻。”
豆豆坚持加这一条。他说：“我妈他们那一代，最大的教训就是，没有规矩可以管一百年。我写这三条，是给今天用的。明天的人，必须有权力，烧掉我的规矩。”
“烧的时候，我只有一个请求——别打脸，别踩着我的名字烧。”
这三条规矩落地的第二年，出了一件让全球金融圈集体侧目的事。
田埂信托主动关停了三家青禾式网点——不是因为亏损，是因为数据发现：这三家网点的客户，被“过度服务”了。贷款太容易，导致了当地的小商户过度借贷，债务率超过了健康的红线。
主动关停三家盈利的网点，一年的授权收入少了八百万美元。
信托的年报里，这件事占了整整一页。豆豆在年报里写：
“我们关停三家网点，不是因为它们不好，是因为我们太好了——好到让客户忘了谨慎。普惠的终极风险，不是借不到钱，是借钱太容易。”
“这一关，是我们给自己上的枷锁。你们问为什么。我说——”
“青禾的灯，不能只照路，还得拦人。拦着点走夜路的，别让他们因为灯太亮，就忘了看脚下。”
这份年报，被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看到了。老爷子给豆豆写了一封信，信的结尾是：
“我研究了一辈子金融的阴暗面。今天，我在你的年报里，看见了它的解药。不是技术，不是监管，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，愿意少挣八百万美元，就为了——拦住自己的客户。”
“这门课，我们学界讲了五十年，没人做到。你做到了。”
“请允许我，以同行的名义，向你致敬。”
豆豆把信，裱了起来，挂在了唐楼教室的墙上——就挂在顾云生的碑文旁边。
两张纸，隔着五十年的光阴，讲的是同一件事：
金融的尽头，是良心。
良心这东西，讲起来廉价。
做到，贵过一百一十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