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年的清明，奥米没有食言。
她带着豆豆、程述，还有林季安——如今“修复者席位”的第二任持有者，专职誊抄匠——去了江边。就是当年陈树声坠江的那一段江。
江水还是一样的江水，浑浊，浩荡，不问人间事。
他们在江堤上，放了一台录音机。磁带转起来，母亲的声音，在春风里散开，飘向江面：
“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讲最后一课。这一课，我讲过很多遍，今天讲最后一遍……”
江上有货船驶过，汽笛声起，和磁带的声音混在一处，竟像合奏。
林季安蹲在堤上，听完，从包里拿出一摞纸——他新誊抄的《青禾课程》，斯瓦希里语版。他把誊抄稿，一页一页，折成纸船，放进江里。
“我妈教过我折纸船。”他说，“她说，纸这东西，不怕水——只要上面写的是真话。”
纸船顺流而下，一只，两只，十几只。载着斯瓦希里语的真话，漂向东海。
程述把这一幕，拍了下来。照片后来被《国家地理》的编辑看中，登在了内页。图片说明只有一句话：
“纸做的船，载着一门课，去往大海。”
而那个清明，奥米还收到了一封从加拿大寄来的信。
信是周谨寄的。老人去年冬天在温哥华去世，信是他生前写好的，遗嘱执行人按期寄出。
信里只有一页纸：
“小姐：见信时，老周已走。别难过，我这一辈子，值了。守着沈女士的信托三十年，看着您从雨夜走到今天，我这把老骨头，是天下最幸福的受托人。”
“有件事，压在心底三十年，今天说。一九九八年，沈女士临终，我曾问她：值得吗？为了别人的课，把自己的命搭上。她那时候已经很虚弱了，她笑了，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记了三十年——”
“她说：‘老周，账不是这么算的。我这辈子，赚的是课时费——一节课，一条命。全世界，没有比这更高的课时费了。’”
“小姐，信托的账，我全交给了您的律师。人这一辈子，最难得的，是死的时候，账本干净，心里亮堂。”
“我两样都有。”
“此生无憾。周谨，绝笔。”
奥米读完信，在江边站了很久。
然后她做了每年都会做的事——给所有走了的人，在心里，各敬了一杯酒。
费老师，顾云生，周谨，陈既白，林漱，菜市场看账人，还有九八年的那些名字。
敬完，她把杯里的酒，洒进了江里。
“各位老师，”她轻声说，“课，还上着呢。”
“你们的学生，没给你们丢人。”
江水无言，东流入海。
那天晚上，奥米做了一个梦。
梦里，她回到九八年的那个雨夜。末班公交车的最后一排，她抱着行李箱，摸着肚子。车里不再只有三个人——车厢里坐满了人，有费老师，有顾云生，有陈既白，有豆豆，有骆驼奶商贩的女儿，有赵晓阳，有菜市场看账人，有所有这二十八年里，上过这门课的人。
车过跨江大桥。她身边的空位，有人坐下了。
她转头看。是母亲。
母亲没说话，就笑，看着她，像看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奥米在梦里，也笑了。
“妈，”她说，“我做到了。”
母亲点头。然后，指了指她的肚子——梦里的肚子，还怀着孕。
奥米低头，隔着二十年的光阴，对肚子里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，说出了那句迟到太久的话：
“豆豆，委屈你了。”
“你的第一套房产，是一辆公交车的末排。”
“但你看看现在——”
“车到站了。”
“房子，有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