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件没有让奥米等太久。
第二天中午，一个没有寄件人的文件袋送到十九楼，里面是那份“正件”的扫描件：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三日，《关于青禾训练营遗留问题的处置协议》。
协议不复杂。甲方：敬亭实业。乙方：未具名，代表“青禾训练营学员及相关人员”。内容三条：
一，敬亭实业一次性支付补偿款若干，用于安置训练营学员及“相关人员”；
二，青禾训练营全部课程资料、录音母带，封存，不得流传；
三，各方对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间相关事宜，永久保密。
甲方签字：奥敬亭。
乙方代表签字栏，空着。
而在协议最下方，见证人一栏，有一个签名，清瘦，有力，笔锋收得极紧——
沈青。
日期，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三日。
奥米盯着那个签名，看了足足十分钟。
母亲的字，她认得。胡桃木盒子里有母亲的信，笔记本里有母亲的批注。这个签名是真的。
而协议日期，是母亲去世两个月后。
人死了，字出现在一份封口的协议上。
“两种可能。”周谨的声音很沉，“伪造，或者预签。九八年的人办事糙，预签空白文件是常事。”
“还有第三种。”奥米把扫描件转过来，指着乙方代表那一栏的空白，“母亲签字做见证，说明她信这份协议的善意。她信它是在安顿学员。可她签字之后两个月，司机陈树声，拉着这笔‘安置款’，沉进了江里。”
周谨沉默了。
“周谨，”奥米的声音很低，“母亲不是病故，对吗。”
电话那头，长久的沉默。
这个沉默，本身就是答案。
“我受托二十七年，有一样东西，是让我在你问出这句话的这一天，才交给你的。”周谨说，“我现在过来。”
半小时后，周谨带来一只铁盒，比父亲井里那一只更小，更旧。
盒子里没有信，只有一盘微型磁带，标签上是母亲的字：
“给会问的米米。”
奥米把磁带放进机器。沙沙声之后，母亲的声音响起来，比电台录音里疲惫得多，也快得多，像知道时间不多：
“米米，如果你听到这盘，说明你已经查到六月十三日了。那妈妈告诉你三件事。”
“第一，那份协议是我签的。钱是我让你爸爸出的。训练营解散，孩子们各奔东西，有个孩子家里出事了，需要一大笔钱去摆平，具体什么事，妈妈不能说，说了你就会去找，找了你就会有危险。妈妈只能告诉你：那笔钱，是救命钱，也是买路钱。”
“第二，妈妈不是病死的。但害妈妈的人，不是你能想的那种人。害死妈妈的，是妈妈自己没停下来的嘴。妈妈要是肯少说一句话，就能多活十年。可是米米，妈妈要是少说那句话，后来的二十二年里，会有更多的人，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句话，你长大就懂了——真话是最贵的，贵到要用命付账，可总得有人付。”
“第三——”
磁带到这里，声音忽然变了。背景里传来开门声，母亲的声音压低，快得像耳语：
“既白那孩子，父母都没了，只有一台录音机。妈妈把他托福给了一个可靠的人。米米，如果你将来见到他，替妈妈还一样东西。”
“还什么，妈妈没来得及说。
磁带，断了。
最后半秒钟，是一片空白，和一声很轻很轻的、像是录音机被人从桌上拿起来的动静。
奥米坐在原地，从头到尾，没有哭。
哭了二十三年的部分，二十三年前就哭完了。现在剩下的，是一种更冷的东西——她终于明白陈既白在等什么了。
不是仇。
母亲欠他一个托付，一个没来得及说出口的“还什么”。他等了二十七年，等到自己变成一把刀，架在她女儿的脖子上，就为了问一句：
你妈，要还我的东西呢？
奥米拿起手机，给陈既白发去一条信息：
“我知道你在等什么了。见面吧。这次不谈赌约。”
对方回了两个字：
“晚八点，江边。一个人来。”
窗外，江面起雾了。
杜衡死活不让：“米董，这摆明了是套。江边，晚上，一个人，他是亡命徒起家。”
“他不是亡命徒。”奥米拿起外套，“他是一个十七岁就没了爹、听了我母亲三年课的孩子。他要真想伤人，豆豆上周就出事了。”
她走到电梯口，又回头，补了一句：
“而且，有些话，只能在江边说。二十七年前的江里沉过一个人，今天，得有人在同一个地方，把话说完。”
电梯门合拢。
镜子里的女人，鬓角已经有了第一根白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