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述，七十五岁，住在郊区的一个小院，院里种满了绿萝——费老师的那种，浇了几十年。
他每天做的事，就三件：浇花，读书，回信。
信，全是读者来信。三部曲卖了几千万册，读者遍布全球。他每封信都回，回得很慢，一天三封，字字认真。
有读者问他：“程老师，您信里总说‘奥老师’，您这辈子，写了她一辈子，您爱过她吗？”
这是所有读者都想问、但没人敢问的问题。
程述的回信，后来被这个读者，征得同意，公布了。全文如下：
“谢谢你敢问。我也敢答。”
“爱过。不是你们想的那种爱——至少，不全是。”
“我二十七岁认识她，到她七十三岁走，四十六年。这四十六年里，我看着她从两千三百块，走到两千万学员。我跟你们一样，是看着一个不可能的人，一步一步，把不可能，走成了日常。”
“你说我爱她吗？爱。但这种爱，后来变了。年轻时，是爱那个人。后来，是爱那盏灯。再后来——”
“是爱那盏灯照出来的路。那条路上，走着我自己的一生。”
“我这辈子，没娶妻，没生子。很多人替我惋惜。我不惋惜。因为我写了一辈子的那家人，他们过得，比我如果结婚，能过的日子，更满。”
“我这辈子，是他们家的书记官。书记官不能娶主人公——这是职业道德。”
“所以，答案是：爱过。然后，把这份爱，写成了书。书比婚姻，传得久。”
这封信公布后，无数读者在书店的书页间，夹上了绿萝的叶子。
程述八十岁生日那天，点灯人给他办了一个小小的聚会。会上，他宣布了一件事：
他把自己的全部版税——三十年积累的三亿多——全部捐出，设立“书记官奖”。
“奖给谁呢？”他问大家，然后自己答：
“奖给，每一个，认真记录别人故事的人。记者，作家，史官，纪录片导演，社区里给老人写口述史的志愿者……”
“这个奖，只评一条标准：你写的那个人的故事，他本人，愿不愿意，签字画押。”
“愿不愿意，把他的人生，托付给你。”
“写作的最高标准，不是文采，是——托付。”
而程述的遗嘱，后来也公布了。他的骨灰，一部分撒在费老师的茶园，一部分——撒在了江里，和奥米的那一份，在同一段江。
“我给他们家，做了一辈子的记录。”遗嘱里写，“最后，让我这个书记官，离主人公，近一点。”
“下辈子，我不当记录者了。”
“下辈子，我早点到。”
“在那班末班车上，给她，留一个座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