豆豆八十三岁那年，也走了。
走之前，他把全家叫到床前，交代了最后一件事。
“我的骨灰，”他说，“跟着你们奶奶走。一份入江，一份进豆子地，还有一份——”
他停了停，笑了。
“放到末班车上。”
全家愕然。
“末班车，最后一排，靠窗。”豆豆的声音，已经很轻了，“我妈当年，在那儿，坐的。我也想坐坐。”
“司机师傅，我都找好了。老王，跑了四十年末班车的那个。我跟他约好了——哪天我走，他开一趟，就一趟，不放别的乘客。”
“我就坐最后一排，从百里家——哦，敬亭实业那站——坐到城中村那站。”
“坐完，就算，我把我妈当年那趟车，陪到底了。”
豆豆走后，家里按他的遗愿办了。
那天夜里，末班车，真的跑了一趟专车。车上没有别的乘客，只有豆豆的骨灰盒，放在最后一排，靠窗的位置。车窗，开着一条缝——按豆豆的要求，“要让我妈当年的风，进来。”
车，一站一站地开。百里大厦——如今的敬亭实业总部——站过了；营业部——如今是博物馆——站过了；跨江大桥，江面上的雨脚，哦不，那晚没有雨，是星星。
车到城中村站，停。
奥禾抱着骨灰盒，下车。豆子——如今也是五十岁的人了——扶着她。
站台上，如今立着一块小小的铜牌，是点灯人解散前，立的最后一块牌子：
“本站，一九九八年雨夜，一位身无分文的女人，在此下车，从此，人间多了一门课。”
“本站，通人间。”
奥禾把骨灰盒，抱在怀里，对着站台，轻声说：
“爸，到站了。”
“人间站，下车。”
“奶奶在豆子地等你。太奶奶在江里等你。妈妈——妈妈在最后一排，给你留了座。”
风从江面吹来，吹动站台的灯。
灯晃了晃，没灭。
而那一夜之后，这条公交线路的末班车，司机们自发地，养成了一个习惯：每天末班车的最后一班，开到城中村站，多停一分钟。
没人知道为什么。
车队的新司机问老师傅，老师傅说：
“别问。停一分钟。让该上车的人，上车；让该下车的人——”
“下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