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在一九九六年六月。
那年，母亲三十四岁，温故二十四岁，顾云生三十四岁。
“云生：见字如晤。你的第三封信，我收到了。你说，秩序不是自由的敌人，是自由的容器。你说服了我——在辩论里。可是云生，辩论和生活不一样。辩论的胜利，是对手承认你说得对；生活的胜利，是孩子们长大的时候，不用先学怎么在容器里折腰。”
“你问我的选择。我的选择，你已经看见了。我挑了那个什么都不挑的人。他没有你的锋利，没有你的远见，他只是个记性好、心太软、会把学生的作业带回家批改到深夜的人。跟他在一起，我不必赢。”
“你说你会等。别等了。我们这样的人，谁都不会为谁改变。你要建你的田，我要种我的树。二十年后看吧——看是田养人久，还是树荫人久。”
信很短。落款，连“沈青”两个字都没有，只画了一株禾苗。
奥米把这封信用了半夜的时间读，又用了半夜的时间，把它和父亲井里那盘磁带、和唐楼那盘、和母亲B面的录音，全部放在一起。
很多碎片，咔哒一声，拼上了。
九三年，顾云生被行业除名——不是因为什么拒绝配合大户，那是他自己写进履历的故事。真实的原因，程述第二天就从一位退休的营业部老人那里挖到了：九三年，顾云生挪用了一笔客户保证金，去救一个他重仓被套的庄股。东窗事发前，他把事情扛了下来，保护了他当时的手下——而那个被他保下的手下，九六年成了叫停母亲节目的“审查主任”。
九六年叫停母亲节目的人，欠着顾云生一条命。
九八年，母亲病危。录音棚里，听完最后一课的顾云生，说了那九个字：田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
二十年后，他用温故——母亲选的那个人、顾云生输了的那个人——来做旷野银行的行长。
“他把温故放进来的目的，我现在看懂了。”奥米对陈既白说，“不是为了搞垮旷野。是为了让我每天面对温故。让我每天看见——我母亲放弃了怎样的人，选择了怎样的理想，而这个理想，如今传到了我手里。他在提醒我：你继承的一切，是从我输掉的那个夜里来的。你每做成一件事，都是替我，把输局再走一遍。”
“这是诛心。”陈既白说。
“是诛心。”奥米点头，“但诛心有个前提——心要先软。我的心不软，他的诛心就是给我递刀。”
她做了两件事。
第一，她把那封信，复印了一份，寄给顾云生。原件，她锁回了信托档案。附言只有一句：
“顾先生，我母亲一九九六年就给了您结局。您二十年后还用温故来提醒我，说明您没读懂。她选温故，不是选他这个人，是选一种活法——不用赢的活法。您一辈子没学会的，就是这个。”
第二，她约温故，吃了一顿饭。就两个人，在训练站旧址旁边的苍蝇馆子，点的菜，全是九十年代大学门口小馆子的味道。
温故看着那桌菜，眼圈红了。
“沈老师的口味。”他说，“她爱吃这个。”
“温行长。”奥米给他倒茶，“我今天请您吃饭，不谈银行，不谈顾云生。就谈她。”
那顿饭吃了三个小时。温故讲了很多母亲的事，讲她怎么在宿舍楼下摆一张桌子替学生改论文，讲她怎么一边输液一边备课，讲她毕业典礼上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诸位，去做温和而固执的人。”
“温和而固执。”奥米重复着。
“是。”温故看着她，忽然说，“奥总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。顾云生让我来的，是。他三个月前找到我，说旷野银行要筹建，劝我出山。他说他老了，斗不动了，想看着这个行业的钱，流进该流的地方——他说这是你母亲的遗愿。”
“我信了一半。”温故坦然地说，“所以来了。但我想亲自看看，这到底是你母亲的遗愿，还是他的一盘棋。这一个多月看下来——”
他放下筷子。
“是遗愿。旷野的风控底座，是全世界独一份的；你的KPI，不设利润设首贷——奥总，我在体制内喊了二十年这句话，喊到两鬓斑白。你把它做成了。”
“所以，我的答复是：我留下来。但我要加一条KPI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第二年的指标，我要加：坏账率，要低于全国股份制银行平均水平的一半。首贷户的增长，要翻倍。”温故一字一字地说，“你母亲当年教我，信贷是良心，也是算术。光讲良心是慈善，光讲算术是吸血鬼。旷野要两条腿走路。这条腿，我来补。”
奥米看着眼前这个人，忽然明白了母亲当年的选择。
不锋利，不远大，记性好，心太软。
可这个人，二十年后，会为了“给从没贷过款的小厂放第一笔款”这种不挣钱的事，赌上自己全部的前程。
“温行长。”奥米举杯，以茶代酒，“旷野，拜托了。”
那一晚，顾云生收到了信。
据程述后来从可靠渠道得知，老人看完信，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了一夜。天亮的时候，他对身边唯一的人说了一句话：
“她把结局看得那么早。我却用了半辈子，才走到她的起点。”
“收手吧，先生。”那人说。
“不。”顾云生摇头，眼里有一种奥米没想到的东西——不是恨，是恳求，“再等等。让我看看，她女儿的河，到底能不能通到海里。”
“如果通到了呢？”
老人沉默了很久。
“那就说明，一九九六年的那场辩论——”
“判错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