豆豆的少年理事，任期一年，还有最后两个月。
按照章程，他必须卸任，把位置让给下一位少年学员。离任前，他需要做一件事：提交一份任期内工作报告，并在理事会上答辩。
十三岁的孩子，交出了一份让七位成年理事连夜开会讨论的报告。
报告的题目：《训练站的下一代，正在被偷走》。
“各位理事，我做了一年少年理事，接触了四百多个和我同龄的学员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：我们的课程，大人学得越来越好，可我的同龄人，正在一批一批地，被另一个课堂吸走。”
“那个课堂，不在基金会。在游戏里，在短视频里，在各种‘财商启蒙课’里。我同学里，十三岁炒模拟盘的，一半；开了真账户的，我知道的就有四个；借钱炒币的，一个——就是我同桌，他现在欠了三万块钱，不敢告诉家里，在借网贷填窟窿。”
“我去了那家‘财商启蒙课’卧底了一个月。他们的话术，和我外婆一九九六年讲的话，一模一样——‘财商要从小培养’，‘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’。可他们把这套话，讲成了镰刀：先用免费课把孩子们圈进社群，再用‘少年股神’的案例刺激攀比，最后卖八千八的进阶课，卖配资，卖虚拟币的入口。”
“我外婆当年讲财商，是因为她见过散户被收割。这些人讲财商，是因为——他们见过韭菜的第三代人，开始发芽了。”
答辩现场，退休法官问：“豆豆，你的结论是什么？”
“我的结论有三条。”孩子站起来，一字一字地说：
“第一，基金会必须开少年班，真正的少年班——不教炒股，教三件事：什么是债务，什么是骗局，什么是延迟满足。要在那些镰刀之前，站到孩子们中间去。”
“第二，我要建立一份‘少年黑名单’——不是针对孩子，是针对那些瞄准孩子的镰刀。用照妖基金的打法，发现一个，曝光一个。”
“第三——”
孩子顿了顿，看向旁听席上一直没说话的奥米。
“第三，我要申请，延长少年理事的任期。因为这场仗，不是一年打得完的。”
按照章程，延期需要理事会全票，且需要与少年理事有亲属关系的人回避表决。
奥米主动申请回避。
表决结果：六票赞成，一票反对。
反对票，来自裘念。
“我反对，不是因为豆豆不合格。”年轻厂长说，“是因为我认为，少年理事这个设计，最大的价值就是‘到期必须走’——它教会孩子，权力是有期限的。豆豆，你把工作做好，然后放手，让下一个孩子接。这本身，就是你要教给少年的第一课：你不重要，事才重要。制度比人可靠——这一点，你外婆用命换来的，别在你手里破了例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下来。
豆豆站在那儿，眼睛红了，半天，深深鞠了一躬。
“裘念理事，您说得对。”孩子哑着嗓子说，“我不延期了。但我申请——卸任后，转任少年班的首席讲师，不要头衔，不投票，就讲课。可以吗？”
这一次，全票通过。
会后，奥米在门口等儿子。孩子走出来，情绪不高。
“难受？”
“有一点。”豆豆坦白，“我准备了一个月，以为能留下。”
“可你自己也投了赞成票吗？”
孩子一愣：“您怎么知道？”
“因为裘念说完，你点头了。”奥米摸摸他的头，“儿子，今天你上的这一课，比你在少年班讲一百节课都值钱。权力说放就放的人，才配拿得起。你妈我，十年前解散训练站的时候，也是这么过来的。”
少年班，在三个月后开课了。
第一堂课，豆豆的教案，只有一页纸，讲给一群十二到十五岁的孩子听。这页纸后来传遍全网，被无数家长打印出来，贴在孩子的书桌前：
“同学们，今天不教你们怎么赚钱。教你们三句话。”
“第一句：凡是比你急着让你聪明的人，都要慢下来。镰刀的速度，永远比禾苗快。”
“第二句：凡是让你觉得‘就这一次’的机会，都不是机会。真正的机会，从不催人。”
“第三句：凡是让你瞒着爸妈做的事，先停下来，去告诉爸妈。瞒，是所有收割的第一步。你现在瞒着的，不是爸妈，是你自己的退路。”
教室里，四十多个少年，安安静静地听完。
窗外，上海的深秋，梧桐叶落了一地。
而在几千公里外的阿拉木图，裘念正和当地的经销商喝酒；在法兰克福，顾云生正把一份新的文件锁进保险箱；在某个城市的某个小区里，豆豆的同桌——那个欠了三万块网贷的少年，正躲在楼道里，接催债电话。
豆豆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少年班开课第一天，这个同桌，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。
是孩子偷偷报的名。
瞒着所有人，除了他自己——和讲台上那个，一眼就从人群里认出了他的，十三岁的讲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