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云生搬进训练站旧址隔壁的小院，是开春的事。
老人拒绝了所有医院的特护安排，只带了两个要求：一，住得离教室近；二，上课不许给他留面子。
“我都快死了。”他在搬家那天对奥米说，“死人的面子，是留给活人的。我要的是真的。”
这一年的课，没有大纲。两个加起来一百一十七岁的人，每周三下午，在十平米的旧教室里，对着一台录音机，聊一个题目。聊完，剪辑，挂到训练站，课题统一叫——
《C面·补遗》。
第一课，讲的是“怕”。
“我这辈子所有的局，都源于一个怕。”顾云生对着录音机，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事，“怕失控。九三年挪用保证金的事，我跟你讲过一半。另一半我没讲——我挪用，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了填一个朋友的窟窿。填上了，皆大欢喜；填不上，我的朋友，一个农民出身的券商经理，一辈子就完了。我选择了填。那是我这辈子，唯一一次为朋友破例。”
“结果就是那一次破例，把我推上了做田的路。因为破例的代价，是被捏住了。被捏住的人只有两个选择：认命，或者，造一个谁都捏不住的世界。”
“所以我造了田。田里的每一格，我都算过，永远不会失控。我防了一辈子的失控，到末了才发现，我防住的失控里，包括我自己——我这个人，也被焊死在格子里了，焊了四十年，焊到忘了自己还能出来。”
奥米问：“现在呢？”
“现在，”老人笑了，“现在癌细胞替我拆格子。它们不讲道理，不看履历，不管你建了多少秩序。它们是我这辈子见过的、最自由的自由主义者。”
“好笑吧。我输给了自由一辈子，最后教我什么是自由的，是死亡。”
第二课，讲的是“赢”。
“我这辈子赢过的最大一仗，”顾云生说，“是九六年叫停你母亲的课。那一仗我赢得干脆——一纸批文，节目没了。我赢了之后的第三天，去买菜，路过一个报摊，听见摊主收音机里在放她的录音——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，提前录了几十期，托人一盘一盘往外寄。”
“我站在报摊前，听了半个小时。摊主不认识我，还问我，这女的讲得真好，怎么不播了？我说，不知道。那一刻我知道，我输了。我可以叫停她的节目，叫不停她的声音；可以解散训练营，解散不了听过课的耳朵。”
“赢的最高境界，不是把对手从棋盘上拿掉。是让对手觉得，这盘棋，值得下。”
“你妈赢了我三次。第一次，辩论赛。第二次，收音机前。第三次——”他看着奥米，“是你。你活成了C面，我没录的那部分。”
第三课，讲的是“债”。
“人人都说我围猎别人。其实我这辈子围猎的第一个人，是我自己。”老人的声音低了下去，“九三年那笔挪用，我填上了，账面上干干净净。可我给自己记了一笔黑账，记了四十年。我做的每一个局，都不是为了赢，是为了还那笔黑账——每围猎成功一次，我就跟自己说，看，这就是秩序的必要性，我没错。”
“我是在用别人的输，证明自己的对。四万七千家小厂被拖账期的时候，我不在场；十一万家供应商倒闭的时候，我在听歌剧。我知道那些事，我用一句话就把自己开脱了——‘市场规律’。”
“奥米，我欠这个世界的债，比你想象的大得多。我最后这一年能还多少，还多少。还不完的部分——”
他顿了顿。
“记在账上，传给田埂信托。让那五国的银行，替我一年一年还。”
每周一课，从春到夏。
听的人越来越多。一开始是学员，后来是同行，再后来，是各国的监管者、学者、甚至一些当年被他“优化”过、败在他手下的人。
有一位九十年代被他围猎破产的企业家，专程从国外飞回来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完了整堂课。课后，他走到顾云生面前，老人已经站不起来了，坐着轮椅。
企业家看了老人很久，伸出手：“我恨了你三十年。听完这十节课，我打算恨二十九年。”
老人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谢谢你。省下的那一年，帮我看看五国的银行，盖得正不正。”
秋天的时候，顾云生的课，录到了最后一课。
那天的题目，是老人自己定的：《如何做田埂》。
“我做了四十年田，最后一年学做田埂。”老人对着录音机，声音已经很弱，“田和田埂的区别，我用一辈子才分清——田，是把万物装进格子；田埂，是把自己放进洪水里，替万物挡着。”
“做田的人，要聪明，要算，要赢。做田埂的人，只要一条——站在水来的方向。”
“同学们，这是我最后一课。课后作业，是我借你母亲的格式出的——把这一课，讲给一个你认为永远不会听的人听。讲完了，你就出师了。”
“我这一生，无师自通地学了做田，临老上了田埂的速成班。我的成绩，留给后人评。”
“录音机，可以关了。”
奥米伸手，按停了录音。
教室里很安静。窗外，初冬的夕阳，把爬山虎的影子印在墙上，像一片微型的田野。
“顾先生，”奥米轻声说，“作业，我替你交。”
“讲给谁听？”
“豆豆。”她顿了顿，“他今年十四岁，正是永远不会听的年纪。”
老人笑了，笑得很满足。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这堂课，我等你们母子俩的课后感。”
那天晚上，顾云生在睡梦中昏迷，再没有醒来。
十一周后，冬至，老人离世。享年七十二岁。
遵照遗嘱，不设灵堂，不办葬礼，骨灰分成两份：一份撒在深港交界的海里——“做田的人，还田于海”；一份埋在训练站旧址的葡萄架下——“做学生的人，守着教室”。
而遗嘱的最后一个条款，让全世界愣了三秒：
“田埂信托的‘长期愿景执行人’，我生前不指定了。我死之后，启动青年评议会推举。推举之前，先由豆子基金会少年班全体学员，投票表决——他们认不认可，这门课，值得传。”
“孩子们说值得，再交给年轻人。”
“孩子们说不值得——”
“就地解散，钱全捐给红树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