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年班，办到了第九届。
豆豆已经从讲师，变成了“校长”——不是行政职务，是孩子们私底下的叫法。晚托班办到了第三年，从八个孩子，变成了三十个。
这一年，少年班出了一件事，让豆豆重新思考了这门课的方向。
班里有个孩子，叫小梅，十三岁，父母双亡，跟着奶奶捡废品。孩子在班上成绩最好，尤其是“钱之外的账”，她写的作业，连程述看了都惊为天人。
但期末，她退学了。奶奶病重，她要全天捡废品。
豆豆追到废品站，看见小姑娘正踩着三轮车，背影比同龄人矮一头。他说：“小梅，回来上课，奶奶的病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小姑娘摇头，说了一段让豆豆愣在原地的话：
“豆豆老师，你讲的课我都懂。我懂什么叫现金流，什么叫风险。可是老师，我家的现金流，是负的。你讲的课，是给有选择的人准备的。我没有选择。”
“我捡一个月废品，能挣一千二。我奶奶的药，一千五。差的三百，是我下个月的饭钱。老师，你告诉我，风险对冲，能对冲出这三百块钱吗？”
豆豆那天在废品站站了很久。
当晚，他召集了少年班的所有讲师，说了一段话：
“我们这门课，教了九年防收割。可我今天才发现，我们漏了一种人——被生活收割到骨头里的人。对她们说‘防身’，就像对一个溺水的人说‘学游泳’。”
“对这种人，课，得换一种教法。”
从第二周起，城中村的晚托班，增加了“晚市”环节：放学后，孩子们由老师带着，把家里的二手物品、手工艺品，拿到社区广场练摊。挣的钱，三成归孩子自己，七成进“互助罐”——罐里的钱，专门救助像小梅这样的同学。
小梅被请了回来，不是当学生，是当“晚市”的第一个小掌柜——她捡废品练出来的眼力，练摊时一眼就能看出什么东西值钱。
第一个月，晚市挣了四千六。互助罐，救了三个孩子的急。
小梅在晚市的账本上，记了第一笔账。豆豆在她的作业本上，批了四个字：
“你已出师。”
小姑娘抱着作业本，哭了很久。
这件事，后来被媒体发现，报道出去，标题是《城中村的晚市：一门课的补考》。
报道的最后，引用了豆豆的一段话：
“教育的盲区，永远在‘最需要的人够不着’的地方。发现盲区的方法，只有一个——不停地问，谁没来上课。”
“课是给谁的？给能来的人。可教育，是给所有人的。中间那段路，就是教育者的事。”
奥米看完报道，给儿子发了条信息：
“儿子，你这道题，做得比我好。”
“我妈当年问‘谁没被教到’，找到了散户。你问同一个问题，找到了小梅。”
“同一个问题，隔了三十年，答案往下沉了一层。这就是传承。”
豆豆回了三个字：
“在学了。”
而这三个字，奥米看了，掉了眼泪。
“在学了”——孩子从小到大，这句话是妈妈对他说的。现在，他说给她听。
位置，换了。
灯，还在。
这一年冬天，少年班办了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。毕业的，不是学生，是豆豆自己。
“我二十四岁了。”他站在晚托班的讲台上，对台下的小小的学员们说，“按咱们班的规矩，二十四岁，讲师退休。”
“我教了你们十年。今天，我把我最后三句话，留给你们——”
“第一句，别怕。欠债的、被骗的、走错的，先别怕，怕是最贵的利息。”
“第二句，记账。从今天起，记下你每一笔钱的来路去向。记账的人，命是自己的。”
“第三句，点灯。你们现在受着别人的灯——晚市的灯，互助罐的灯。将来你们手里有灯了，别攥着，传下去。”
“传下去的时候，不用提我的名字，也不用提我妈妈和我外婆的名字。”
“灯上没有名字。灯，就是灯。”
台下，三十个孩子，最小的七岁，最大的十四岁。他们听完了，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，一个接一个地，把手里的手电筒举了起来。
三十束光，照亮了那间城中村的教室。
豆豆站在光里，深深鞠了一躬。
“下课。”
他的少年班生涯，结束了。
而青年的下一章，在等着他——田埂信托的评议会，二十五岁的约定，就在明年。